但直到我们走上社会才发现——每个问题都有无数种答案。而且很有可能有两个答案，它们完全对立，各自有各自的运动，谁也说服不了谁。

就比方说，孩子到底要学个什么样的专业？大学毕业了以后是不是应该去体制内当个公务员才是最好的？

就这事儿大家都能争得脸红脖子粗。哦不对，可能在深圳这样的城市才会有这种争论。但是在更多的内陆城市，大家对此并没有异议——如果有机会去到体制内，那为什么不呢？

事实上，听说在宁波这样的沿海国际贸易特别发达的城市，也有很多的家长每年花几十万把孩子送出国念国外的大学，毕业后回到国内，找了一个公务员的工作或者某个国企的工作。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工作的工资很高，其实那孩子在那里拿上十年的工资也未必能把当年送他出国花的钱给赚回来。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是在二十年的同学会，喝酒辩论聊天儿打屁可能有一套说法，但如果真的是你们家的孩子需要面临这样的决策，可能又会有另一番思量。

那到底该怎么样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我们碰到决策难题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构建一个模型，不再用定性的方式来讨论问题，而是用定量的方式来讨论。

当我们面临“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这样一个选择题的时候，我们不妨把孩子分成“优秀、中等、普通”三个档次，同时也把工作分成“优秀、平稳”两个档次。

当然在工作里面优秀和平稳里面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成为优秀的政界领导人，另一个是成为优秀的社会商业精英或者技术精英。当然所谓的平稳，也就是一般的公务员或者一般的商业人员或者一般的技术人员。

说到这，我忽然想起来，大家对于现在北上广深为什么有那么多大龄剩女的分析。

普遍的说法是：上男可能可以配上女、也可能配中女；然后中男配中女、中男配下女；但是上女可能只能配上男，很难配中男和下男。所以由于某种奇妙的概率，最后导致上女总是被剩下来了。这个分析当然比较简略粗浅，但听起来很有意思。

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把孩子分成上、中、下以后，最后是决定让他去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时，也可以用类似的量化的分析方法。

比如说，如果孩子特别的优秀，那么他也许可以成为优秀的干部、优秀的专家、优秀的商人。

但是如果孩子比较一般，那么也许让他在体制里面可能更安稳。

所以从这样一个量化的角度去看，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大家都会选择体制内，因为大多数的同学肯定都是比较中等的孩子，所以父母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都会愿意让他们去比较安全稳定的体制内，这样更能够让父母安心。

当然了，具体到每个特定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只从量化的角度去看，而是从我们辩论的时候定性的说法入手。所以特殊问题特殊处理，有量化的指标去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只从这样一个量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很显然还是不够的，因为每个孩子都各有其特点。

就像在公众号里面前几天写过的一篇文章一样（文章链接）——在三国里面有三类的大英雄，力量型、智慧型、意志型。这其实也对应着不同的孩子的不同的特点。

简单的说，我们可以把力量和技术相对应；

把智慧和商业相对应，因为大智慧其实就是大慈悲，真正的关心普通人的需求，也许就是商业成功的秘诀；

意志可以和政治挂钩，甚至可能跟军事差不多。一将功成万骨枯，想要成为这方面的英雄人物过于慈悲很显然是有点问题的，或者说这时候能不能狠下心来，当断即断是必要的素质，否则也做不到“冒天下之大为不韪”或“虽千万人我往矣”的那种决绝的意志。

所以当我们思考到这个层面上的时候，我们又得回到“孩子到底喜欢什么、孩子的特点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来。

就像前两天，跟一个十几年前在美国学计算机的同学聊天时候他所说到的一样——想当年刚进大学的时候，作为中国人，他学计算机比起老外们一点不弱，可能还优秀一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老外不喜欢计算机，他们会转走，而他喜欢计算机，他就会从早到晚无线充满无限激情地投入进去。于是等到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不如老外们优秀了。

因为中国人学计算机很多时候是因为计算机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职业，而不完全是自己喜欢他自己全心全意的愿意投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去，所以时间久了，差距就出现了：真正热爱的，而且自己的品质特质适合的，就会逐步领先。

而这可能才是我们为孩子谋划未来的时候，真正要去考虑的重点。工作只是某种表现在外部的描述方法。

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是他自我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件外衣叫做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内在的成长性、内在的激情、爱好和驱动力，这其实才是对父母最大的考验。

不要把眼光过多的关注在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外衣的关心程度上，而是要真正把目光聚焦到孩子的身上去洞察他的兴趣爱好特质，并且帮助他成为某个方向的大英雄，不管是力量、智慧还是意志型。

人生毕竟是要由他一步一步的去走，所以选择的重点也自然而然的以他为中心展开，而不是以我们固有的眼光、利弊得失的分析而展开。

辩论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或者为了愉悦自己，也可以混淆概念，虚张声势，三十六计随便拿来玩，但最后总是定性的决策必须从量化的角度出发，并且回到决策主体本身，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去思考的，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落子无悔，心情舒畅。

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把决策权放回给那个真正的执行主体那就更好了。

这当然不仅仅是科学，还是一种艺术——不是辩论的艺术，而是决策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