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本叫《世界是平的》的畅销书吗？

作为一本倡导全球化的标杆式作品，2006年出版的该书当时在全球和中国引起轰动，长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在美国半年内销售破百万册，美国 《商业周刊》指出所有的MBA都在读它；《财富》杂志则报道全美国的州长、国会议员都在谈《世界是平的》； 

这本书有着一个傲慢的副标题《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作者那时相信整个21世纪会按照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不断变得扁平。

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21世纪才过去20年，全球化目前看就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英国脱欧、美国奉行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启动和中国的科技冷战........和作者当时的预测相去甚远。

为什么这本书错了？

为什么这本书描绘未来并没有成为现实？

为什么一路高歌的全球化会如此迅速进入刹车阶段？

今天卫夕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逻辑问题是低估了全球化中输家的反制力量。

一、全球化的输家

为什么特朗普会上台？

答案是全球化的输家把特朗普选上了台！

是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是铁锈五州生活质量在一直在滑坡的红脖子将他推送上了总统位，而这些人恰恰是全球化的输家和利益受损者，和这些人竞争的是中国勤劳的中产阶级、印度班加罗尔的娴熟接线员以及东莞、越南熟练的技术工人。

希拉里当年为什么会输？美国核心竞争力的三大精英层——硅谷、华尔街、好莱坞全部支持希拉里，然而她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地入主白宫，为什么？

因为三大精英层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数量和力量无法和人数更多美国底层民粹相抗衡——硅谷把脏活累活外包到中国和印度，自己站在价值链的顶端，坚守利润最丰富的那块链条；

华尔街的银行家到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投资、享受着全球化的市场，好莱坞因为全球化把电影卖到全世界而把后期剪辑、动画制作外包到中国兴建的动漫基地；他们的确在全球化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在人数上显然低于全球化的输家。

于是，矛盾就出现了，当美国社会处理不好国内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时，民粹的总统就上台了。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英国会脱欧？

答案依然是全球化的输家把票投给了投欧这一选项。

这不是黑天鹅，这是灰犀牛。

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弗里德曼讲述了一个对话的变迁——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总是对他说：“汤姆，快把碗里的饭吃完，中国的孩子还没有饭吃呢”；然而，今天，他只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快把手中的作业做完，中国的孩子在努力和你抢工作呢！”

是滴，《世界是平的》低估了输家的反制力量，这本书仅仅讨论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但却没有治理的全球化、转移支付的全球化，而缺乏后者，经济全球化的失衡问题就没办法得到根本的解决。

2019年2月，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毫不客气地出了一本书——《世界不是平的》，他在书中尖锐地指出，单靠技术进步不能决定全球化，世界不是平的，也不可能是平的。

二、为什么高晓松的“中美关系”论错了？

无独有偶，高晓松在其2015年11月的一期《晓松奇谈》的脱口秀节目里也对中美关系做过一次类似论述，他的原文是——

“美国每一个人都在用中国生产的东西、中国几乎每个人都在喝可口可乐、中国大多数人都吃肯德基、吃麦当劳，中国那么多人拿着iPhone手机，中国人看的好莱坞电影、听着Taylor Swift，这两国是完全的水乳交融在一起。

美国几乎前500大企业全都在中国有投资、有工厂、有利益，而我们所有的互联网高精尖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京东所有的都在美国上市，所以这个是完全解不开的鱼水关系，是两国民间每一根毛细血管都打通的关系，是这个我们拿着美国几万亿美元债的关系，是美国借我们的钱买我们的东西给我们增加就业的关系，这种关系绝不以美国一两个政客或者我们一两个Shao将在那叫嚣为转移。

咱不也常说美国的民主也有猫腻，美国政客的听谁的呀？美国所有在中国有利益的大企业组成了一个相当于保卫中国同盟的这么一个院外游说集团，他们花钱雇有限公司，就相当于大家在《纸牌屋》里看到这个黑人在游说这些议员，他们花钱去游说国会，不要通过对中国不利的法律。

偶尔为了选举的时候瞪一下眼是可以的，但瞪眼归瞪眼，大家心里都清楚，所以中美关系是不以任何政客为了自己突然间想表点功、选会举或者想自己出人头地、被人喝彩两下而转移的，是不可能的，偶尔跳出来瞪一下眼是可以的，再蹬三眼就有人出来把你杵瞎了，所以大家就放心好了，中美关系是没问题的。”

公允地讲，高晓松描述中美经济紧密联系的事实没有问题，但他的结论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他和《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犯了同样的错误——低估了民粹的反制力量。

没错，美国的精英公司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然而，当美国制裁中兴的时候，没有企业站出来为中兴说话；当美国对华为禁运的时候，所有的美国公司无一例外都遵循了制裁规定；

这背后的原因并非这些公司不在乎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也是美国的公众公司，他们在美国本土的利益更大，他们面临着国内法律和公众的压力，没有哪一家公司愿意被民众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

三、“戴尔理论“面临威胁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戴尔理论”，即当两个国家通过广泛的供应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就不会发生战争。

之所以叫“戴尔理论”，是因为在作者写这本书的2006年的时候，戴尔还如日中天，戴尔电脑生产的供应链横跨多个国家——处理器来自英特尔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或中国的工厂，内存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的车间；主板由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内地的工厂生产；电池来自日本设在墨西哥或马来西亚的工厂；电脑包则有东莞的某个工厂进行加工；而戴尔的客服团队有一部分在印度.......

今天，或许这个理论可以修改成“iPhone理论”，《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这本书更加详细地描述这台全世界最畅销的手机是如何将多个国家的供应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戴尔理论”认为处在供应链上的国家会在任何可能的战争潜在因素前三思——战争会破坏整个供应链而不会带来好处，当这个国家通过全球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们希望贸易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很难抽出时间去兵戎相见。

“戴尔理论”是对的吗？

其实，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供应链上的两国打仗其实经常发生，比如1913年，英国出口占世界GDP的比例高达13%，但依然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

今天，中国和美国其实被供应链牢牢绑定成了“中美国”，但现在的中美科技冷战一触即发，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供应链的联系是如此脆弱，“戴尔理论”并不灵验。

长期处于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的傲慢美国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

四、去全球化的并非问题的答案

去全球化就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吗？

很遗憾，不能。

那为什么各国依然热衷于用保护主义解决现有的问题呢？

因为它简单，立竿见影。

为什么说保护主义根本无法解决全球的深层次矛盾呢？

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逻辑——莱特希泽7月份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是如何思考美国贸易问题的，他的观点我总结为以下几点——

1.持续的贸易逆差不可持续——“我与我的理发师存在贸易逆差，但我们俩都因此受益" ，这个比喻是不对的，与理发师有逆差或许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与我的理发师、屠夫、面包师、烛台生产商以及所有与我打交道的人都有逆差，情况就变得不可持续了。

2.工作让人有意义——“从事稳定的工作，获得体面的薪水，会让人拥有自我价值感，这种价值感来自被需要和对社会的贡献。稳定的、回报不错的工作能强化好的习惯，避免出现陋习……相反，因失去稳定的工作而失去的尊严，是无法通过廉价的进口商品或政府福利来弥补的。”

3.美国贸易政策努力在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就业的政策之间取得平衡——贸易政策的目标取向是什么？有些人从外交维度看待贸易，认为调节关税可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有些人则从经济效益的维度看，认为贸易政策的唯一目标应该是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我想大多数美国人想要的是这样一种贸易政策：支撑和强化他们的社会，让大多数人可以在此政策下安居乐业。

4.总结——我们打贸易战是对的。

必须承认，莱特希泽是一位论述问题的高手，我将这篇文章转给了很多人看，不少人几乎很难有力地反驳莱特希泽的观点，甚至某种意义上被莱特希泽说服。

不信，你试试暂停一分钟，尝试挑战一下莱特希泽的论述。

当我们仔细思考会发现，没错，莱特希泽成功地指出了问题和矛盾所在，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却无疑是错误的。

如果说加关税就能解决所有矛盾和不平衡，那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则也太简单了——

我们换一个思路就明白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贸易问题和技术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抢走美国铁锈五州工作的真的是中国的工人吗？

当然不是，本质上是一种更低成本的生产技术！

这种技术一种可能的形式是中国东南沿海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另一形式则是特斯拉的全自动无人制造超级工厂。

是滴，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以强行把中国排除在供给方之外，或者通过关税强行让中国商品的价格提升到和美国低效率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一致。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生产的角度人为把自己的生产力水平锁死在低水平层面，从消费的角度让底层民众承受了更高的消费成本，从根本意义上损人不利己。

按照莱特希泽这个思路，为了保证底特律传统汽车工人的工作，美国应该消灭特斯拉超级工厂或者通过极高税率强制让特斯拉的售价和传统工人生产汽车的价格一致。

是滴，纵容好吃懒做、人数众多的红脖子，这就是美国人正在做的事！

上一回，为了缓解矛盾，美国让买不起房的人能贷到款，结果，大家也就看到了！

保护主义能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吗？

绝无可能，奥巴马赞助的纪录片《美国工厂》早已说明了一切。

结语——

弗里德曼看到了硬币的一面，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

高晓松看到了世界的简单逻辑，忽略了世界的复杂逻辑。

莱特希泽问对了问题，却给错了答案。

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或许，今天的世界真的需要一种新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