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国内经济环境下,外企到底还“香不香”?

营销管理
王老司说电商
2024-09-11

无论我们是从惊人相似的历史里去探寻,还是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里来思考,都无法准确地对中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在当下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做出任何有效的预测。我身边的大多数人持不乐观态度,也有少部分人似乎看到了机会和潜力,但更多的人则有点迷茫。

中国的外资企业的黄金时代应该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本世纪2015年左右。那时候,少部分有幸被外企录取的“天选打工人”仅凭借“外语”这一当时的稀缺技能,就可以拿到相当于当时国有企业职工5-10倍的工资,甚至还有一部分是以美元或外汇券的方式发放的。其中一批比较有魄力和眼光的人,拿着当时的高工资和外汇券买了上海第一批商品房,然后就一路跟着房价把资产翻了几十倍。更有能力者,因为能够接触到外企的一些核心职能,便利用职务便利在外面开起了小公司,或是近水楼台做起自家的代理商,供应商;或是野心勃勃搞国产化做替代者。现如今,这批人也大都赚到了那个时代红利下的第一桶金。而后面再跟进模仿的,就各安天命,喜忧参半了。

国内已经落户的外企,作为我们给国际社会展示,用于吸引外资的门面,一直都是享受到超国民待遇的,大多私营企业会碰到的各种“阎王”“小鬼”,对外企来说,基本可以当自己“身在五行外,不受世间苦”。除了世界上最严格广告法偶尔会带来一些小麻烦,其他大多数企业经营相关的事情都是被一路绿灯放行,尽量不来找麻烦的。而外企也凭借产品过硬,技术领先,带动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发展。

外企在过去的30-40年里给中国各行各业发展贡献的核心价值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方面:1. 树立了技术及产品标准,2. 建立了良性的市场竞争格局,3. 培养了大量优秀的行业人员。让我们分别展开说下这三点:

从1997年IBM打动任正非,为华为提供了70名“昂贵的顾问“,用时5年整合了分散的研发部门形成了IPD,即市场与需求驱动研发的思路开始,中国的众多优秀民营企业才从老国企“技术部”,“销售部”,“宣传部”各自为政的陈旧体系之外找到了适合现代工业品企业以市场为驱动的新架构。一直到2021年,理想汽车都依然向华为致敬,采用了IPD的敏捷研发流程。现今国内,也只有极少部分衙门下处于垄断的老国、央企(如两桶油)还依然保持着市场与研发脱钩的体系。而外企带来的,除了产品开发的模式和流程,还为国内大多数工业品的国标制定提供了可参照的欧标,美标产品,以便于国内企业“边抄边赶”,缩小差距。

除了在中国引领产品的技术标准,外企也定义了市场价格和竞争格局。那些依然能留存若干个外企,保持有序竞争,占领高端市场主要份额的行业,往往还算是比较好的行业。比如,低压电器市场为什么能够有正泰、德力西、良信、公牛等上市企业连年增长还能多元化投资就是因为在这个市场里国产一线品牌哪怕定价比诸如ABB,施耐德,西门子等外资品牌低20%-30%,还照样能保持在30%左右的毛利水平。而正因为有利润,他们才能持续投入营销,服务和产品的升级迭代,从而维持整个市场的生态。反观那些已经早早把外资品牌全部“卷”出局,投标时,外资品牌数量都连一桌“斗地主“人数都凑不齐的行业,基本都已经是彻底的红海市场了。除了商业模式创新,基本没有一家厂商敢于在新产品和研发上做持续的投入。这些行业的优势企业集中一切资源降低成本,靠低价驱逐大多数竞争者形成垄断,最后也在价格战中牺牲掉了全行业的利润。

还有一家在IT界同样著名,被称作IT界的黄埔军校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几乎培养了所有中国“互联网时代”的技术领袖,甚至连许多当下知名的网络游戏开发公司的顶梁柱也都来自于微软和IBM的中国研究院。其实,各行各业中,从世界五百强外企“跳”出来加入民营企业或自主创业,成就国内行业前三企业的案例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当然这几十年,在中国的外企能够在本行业中享有较高的美誉度,市场地位和影响力,以及相对高的利润率,并保持长期稳健发展,所依仗的不外乎三点:领先市场的卓越产品力,完善的制度和风控体系,优质的人才平台。随着中国这几十年来快速发展带来的各方面需求的不断升级和扩大,虽然不断有民企和国有企业加入竞争,但外资所在的高端和超高端市场始终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并保持较为快速的增长。

然而,随着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大量资本和热钱外流,各类消费和需求的降级开始逐步呈现。尤其是外资企业所在的高端和超高端市场,面临着用户侧“需求降级”,竞争侧“国产低成本平替”和供应侧“降本措施”带来的“产品力减弱”等等方面的困境,正在快速失去规模。同时,当产品力没有办法形成“降维打击”能力的时候,其相对较高的成本和利润率要求造成的高价格,以及强势的商业条款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变得尤为突出了。

外企原来赖以制胜的三驾马车之一——“人才平台”,也因为长久以来相对稳健的业务,把“有点狼性的,想法多一点的”都驱逐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大多数是安于现状,守纪律听话的“老白兔”们。他们既不具备战略眼光和魄力,也没有撸起袖子自己干的动力。要么是继续宫“斗内耗”保住位置往上爬,要么是一本正经作壁上观明哲保身,绝不给自己惹上任何决策风险。最后,因为做多错多,不如跟大家一起开会研究来的“安稳又团结“,干事的人越来越少。于是,企业的决策越来越慢,流程越来越复杂,得出的结论也是越来越平庸。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民企产品的“国产化替代”能走得这么快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是使用国产品虽然在替换过程有一定风险,但一旦成功就能获得至少20%-50%的降本空间,以及更灵活的供货和付款方式和更强势的质量追溯能力;另一方面是原来外企的产品年年涨价,还总是供货出问题,想投诉解决一个问题旷日持久。换成你是用户,如果有机会选择,你会怎么办?

当产品和技术的护城河丢失后,客户服务和灵活性差的劣势便逐渐显现,而当一群靠做“小白兔“上位的高管们和创一代团队展开正面交锋的时候,外企在国内各行各业的溃败正在如国产化替代的进程般,由星星之火逐渐转燎原之势。

尽管从大势上来看,外企正面临着国内民企围剿,和国、央企设立重重壁垒的多重挑战,但在当下的大环境下,能够在依然在外企里保住一份差事的人还算是幸运的。虽说薪资开的不如民企有魄力,社会资源也不如国、央企平台多,但外企工作的优势还是能通过以下三方面体现的。首先,外企并没有绝对的领导者或老板,因此,他的整体决策相对平稳,不容易出现因为大老板的一时心血来潮而出现大起大落的极端变化。其次,外企以人为本,以合理的工作安排和结果为导向,不盲目追求加班和占用周末时间,也不以无目的内卷为傲,可以做到工作和生活相对平衡。最后,外企尊重劳动法,崇尚契约精神,不会因为经营问题就强制压缩人力成本,也不会产生无故拖欠薪资或非法解约的情况。

然现如今,在外企纷纷缩减预算或准备撤出的情况下,想要保住这个饭碗也并不容易。譬如几周前的8月26日,自1995年成立至今30年的IBM中国研究院“嘎然关闭”,数千名员工就地领到一份“失业大礼包”。虽说有一部分人还有几个月的缓冲期和N+3的赔偿,可要在这个经济环境下,在几个月内找到一份工作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要对标原本那相对体面的待遇和工作环境。同样的情况在各行各业都在不断出现,比如受当下房地产行业影响巨大的建材行业,基本已经不存在什么外资品牌能成气候的,要么变假洋鬼子,要么彻底推出中国市场。

有人断言,外企养人就如同”温水煮青蛙“,最后”青蛙“都会因舒适而跳不出锅子,最终困死其中。而现如今,对这些”青蛙“来说,哪怕锅子里头烧的是开水,恐怕也比它们跳出去直接落到烧红的炭火上要来的好过点。前段时间讲述中年职场危机的电影《逆行人生》似乎就是在隐喻这种突如其来的人生转折。

当前中国的大多数行业和头部企业都是通过“国产化替代”发展起来的,这也其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常规律。往往某个行业的优质企业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开拓海外市场,而本国企业利用“市场换发展”的策略慢慢迎头赶上,最后和外来者保持一个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状态。这样的发展既可以保持行业的国际化视野,了解全球不同地区的最新技术与需求,也可以确保有足够的国内市场份额来促进本国行业的良性发展。然而,中国市场的一些特殊规则却又使得到了一定阶段“国产化替代”会突然加速,以至于外企不得不离场。比如:到了一定阶段许多政策对于国产化率的要求;投标需要提供三家以上同等竞品,而内外资企业价格差异明显;国内企业对于销售额的痴迷和利润率、现金流的不重视;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模仿者各种变通抄袭的能力,尤其是当出现“法不责众”的群体抄袭现象;内部人员勾结外部供应商和经销商迅速利用企业核心机密进行替代等等。

然而,抄作业容易,原创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了。当你在市场上发现一款好产品,要模仿和替代总是有办法的,而下一代产品应该怎么开发和迭代?基础研发应该怎么做?是否能够始终大量投入预算做研发和产品管理?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没有几家中国的本土企业可以回答得好。这也使得许多这些年被“挤干净了利润”和高端市场份额的行业在缺少了继续能持续投入研发和营销活动的企业后逐渐变得暮暮垂老,死气沉沉得原因。而愈演愈烈的数字化和电商也正在加速这个变化。

我们或也可以反思下,那些通过动“外企的奶酪”,“挤干净了水分”的行业是否真的有人得到了“利益”,国内的行业是否真的需要以诸如“集采”、“捆绑销售”、“带量采购”这种“最低价者通吃”的竞争方式来加剧“内卷”。反正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这两年“卷”了一堆医药企业,但似乎看病并没变便宜,反倒是医院配的不少从没见过品牌的药也不敢乱吃,最后还是通过零售渠道购买一些自己有认知的药,更多花了一份钱。

也许,除了部分有较高技术壁垒和准入门槛的外企以外,其他外企在中国的好时光指日可待。但是有这些门槛的行业和企业越来越少,要么就是压根不愿意来,要么就是不得不被新的政策或行业规则“卷”进去。但我还是深深希望外企在中国能够继续存在,不只是作为一张中国对外开放的名片,一个代表我们国际化的形象物,而是真真切切帮助我们各行各业继续有序、可持续、快速发展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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