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9大性格特征，哪个是你？

1. 中庸之道(Doctrine of Mean)

“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根本，这一理念出自儒家经典四书之一《中庸》。孔子最初教导人们要包容兼听，他主张的是一种考虑所有人和事的决断法。究其本质，孔子追求的是一种“平衡”的理念。通常情况下，要达到平衡就应当在决策中听取各方意见，拿捏权衡，“致中和”，但这并不意味每种意见的发声力度是相同的。这一理念颇为微妙，以至于大众对它的误读反而更接近它的英文误译“Doctrine of Mean”——不能走极端。但求平衡并不等于要折衷，折衷也绝非目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尽管中庸的本意并不在此，中国人却早已将“折衷”“妥协”奉为生活的指导原则。因此，我们希望以这种被误读的中庸之道来展开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探讨。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当下的误读，遵循起来要容易得多，也实际得多，也正因如此，这种误读极大地影响了个人和集体的决策。

基于这种“中庸之道”，中国人通常不愿出头。“人怕出名，猪怕壮”（正如肥壮的猪先遭宰杀，名人也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这句中国俗语反映的便是这种心理。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不喜欢发表激进的看法或被视为与众不同。然而，只要有人开了先河，很快的其他人便也会循例。

在处理意见分歧时，“中庸之道”则体现为寻找折衷的解决办法。组织管理者也会将它用作管理团队、处理同侪关系的指导原则。而通常这也意味着不管那些激进的观点多么有价值，只要无人响应便也难以实施。如此一来，中国人所见的一切都是灰蒙一片，黑白莫辨。

2.氏族主义(Tribalism)

西方人将中国人和美国人分别作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然而，这同真实的中国人却相差甚远。我们认为最恰当的解释是“氏族主义”。中国人在属于他们的氏族中和氏族外的表现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

“氏族”，可分为有血缘关系，和非血缘关系两类。血缘关系的氏族是基于“祖父母-父母-子女”式的家庭单位，也是中国人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单位。一般而言，人们可为家庭其他成员做任何事情。在中国文化中，一个完美的家庭应当是几代同堂，个人的生活也都以家为圆心。毫无夸张的说，中国父母为了孩子，通常什么事情都愿意做。除了抚养子女并承担他们受教育、成家等大额支出外，许多人还会为他们的成年子女买房买车、照看孙辈。同样的，成年子女也会觉得有义务照顾父母安享晚年。血缘关系的氏族也不局限于核心家庭单位，只要可能，家庭中的成员都会担起责任照顾更远的亲戚。在极端情况下，一个贫苦村庄走出的青年成功后可能会觉得有责任帮扶整个村庄。

非血缘的氏族在中国文化中被称作“圈子”。圈子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限于一般的友谊或社会关系。在中国传统中，最紧密的圈子是结拜兄弟。有很多传奇故事讲的都是拜把兄弟并肩作战，为兄弟舍命。旧时兄弟结拜的誓言中就有这样一句：“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人们在圈子里外的言行举止差别甚大，这一点本书后文亦有讨论。在氏族（圈子）中，人们展现的是奉献、忠诚和牺牲，而对外，则可能恰恰相反。人们更愿意信赖同一圈子中的人，而不相信外人。在氏族中，集体主义至高无上；而在氏族外，中国人却十分个人主义——这一点比起美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一个人同时属于不同的氏族，并且亲疏不一，可想而知，旁人在不经意间，就很可能就会误读中国人的行为。

氏族主义究其根本，是一种“我们对他们（us versus them）”的心态：只要自己的氏族可以生存下去，那么其他氏族的祸福便无关紧要。如此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中国人可以把自己的家打理得极其干净整洁，而到了公共场所却表现得截然相反。这种心理的另一种解读，便是不管情形如何，个人的生存始终是最重要的标准。

氏族主义也会影响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看法，氏族主义要求一个团体不得干涉其他团体的内部事务，反之同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很大程度得来于此。外推到国家一级，氏族主义则会表现为民族主义。

在这样一个氏族社会，个体很难独立生存，这就使得中国人强烈地渴望归属于氏族。而在氏族中，所有成员都必须找到他们的位置。氏族内的秩序一旦建立，他们便会着力于建立自己的声誉和威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断将自己和子女同他人比较；小到小团体中，大到整个中国社会，社会关系中的相对地位都不容小视。

3.等级主义(Hierarchicalism)

今日的中国虽没有贵族阶级，但中国人却一直接受并奉行着等级主义；有人感叹中国没有贵族，因而定义了两类令他们既羡慕又怨恨的新贵：红二代（开国元勋的后代）和富二代（成功企业家的后代）。等级主义源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既包括家族外君臣间的尊卑有序，又包括家族内父子间的长幼有别。根据传统等级差序的教义，人们必须在当时当地的社会等级中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并按照对应的社会期许而活。

在等级主义占主流的企业、政府、家庭或其他社会环境中，人们会更倾向于服从上级；而对下，则期待下级尊从自己。以商界为例，企业高层为上司料理琐事也是常有的事（例如副总裁为同行的首席执行官搬运行李）。这样的期待同样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对待餐厅的服务员中国人通常会表现得没有礼貌，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并且在其它场所他们也喜欢有人伺候。等级主义的另一面则是普遍缺失的个人责任感和问责制，因为行事的动机通常只是“为了别人（上级）”。

在恋爱关系中，等级主义也常会带来不平等。年轻女性在男友或丈夫面前大都表现得像孩子一样需要关注和保护，而中国的男人当然也喜欢并鼓励这种行为，因为这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更强大。经济独立、受过教育的中国女性，多半仍然会把幸福被归结为“嫁得好”。

4.多元化(Polymorphism)

单调、索然、整齐划一，不是中国的真相，多元、丰富、和而不同才是中国最真实的原貌。多元中国有两种形式：不同个体间的多元化，以及个体内部的多元化。个体间的多元化，通常体现在中国多元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对此,书中还有细述。所以，如果我们用千篇一律的方式跟中国人打交道会非常不明智。

个体内部的多元化则更为复杂，却也不悖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实质上，中国人是被教导出来要“审时度势”的，而且社会也期望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行事风格。例如，在上司和下属面前、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针对的对象不同时，他们的言行也会不同，因而常常就会有自相矛盾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一致性反映的不仅是中国人的性格，且是人们所期待的。中国人常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人们总会试图“变通”，规避麻烦，绕开原则，而走捷径。

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不顾立场，牺牲一切来换取生存。中国的学生从小都会学到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 500 年左右，越王勾践战败被俘。他卧薪尝胆，甘为吴王夫差的忠实奴仆，忍辱多年终于获得了夫差的信任。后来，勾践暗中训练精兵，一举破吴并迫使夫差自杀，称霸春秋。这样的故事都是为了教导中国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何全力生存下来，以等待未来的机会。

5.自身有益主义(Usefulism)

我们的受访者常常将中国人（尤其是那些1978年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形容为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然而，他们的所指与这个词的英文本意(获取最大效益)却有所不同。这些受访者的本意其实是指一种社会规范，这种规范教导人们只做对自己有益的事。诚然，自身有益主义（usefulism）同实用主义（pragmat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在含义上有重叠。其主要区别就在于，自身有益主义注重的是个人私利，甚至可以是以违反道德伦理为代价的私利。在一定程度上，自身有益主义是idealism（理想主义）的对立面。

自身有益主义滋生了腐败、道德沦丧等问题，它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众人只有在看得到好处时，才会为他人伸出援手。另一方面，自身有益主义也给人际关系加上了保质期。不管是什么人，也不论他在过去如何帮助过自己，只要关系变得不再“有用”，那么这份关系也就再无理由维持下去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当领导从重要位置退下来，突然间，很多所谓的“朋友”便消失不见了，世态炎凉。

值得注意的是，自身有益主义其实和传统儒家教义格格不入。儒家思想主张的是“仁者爱人”，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仁”字从人从二，即相互尊重，互助互爱，不计个人得失。许多传统价值体系中的珍贵美德，最朴素的如“恪守信用”，都因自身有益主义而被抛弃。总之，用一名受访者的话来说，“现在，仁义就是‘人很二’。”

6.情感主义（Emotionalism）

人情，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举足轻重。一位资深的中国学者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合情合理，即符合人情事理。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容易与人相处，如果不近情理，就是不会做人。”“合情合理”也就意味着人们在面临问题时先选择符合自身和各方人情的解决方案，再考虑方案的合理性，即符合逻辑、科学和法律。

对中国人来说，人情不只是私事，它穿插在社会中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运转。法院在判处死刑时，常会给出这样的理由：“不处死刑，众怒难平。”

科学研究显示，在某些情况先，情感是帮助个人帮助个人决断的有力工具。尽管在其它社会中，情感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把情感作为整个社会优先考虑的决断依据的，在中国，则是独有的。

合情合理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它会继续在人际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规则和法律的地位会逐渐凸显。

7.富人主义（Wealthism）

中国人渴望物质财富，但比起美国那种典型的物质主义文化还是有所不同：美国人攒钱，是为了买一些特别的东西；而中国人赚钱，则只是为了积累财富，因为财富是现今中国社会衡量成功的重要度量。富人主义的另一面则体现为人们对于富人的羡慕、嫉妒、恨的态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当代中国人和美剧《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虚拟物种Ferengi有着某些共通点。在他们看来，获利是高于一切的，人生的目标便是积累财富。在中国，富人主义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有趣的是它和传统儒家价值观也是对立的。

8.不劳而获主义(Effortlessism)

“不劳而获主义”指的是一种想不付出劳动而获得回报，期待天上掉馅饼的心态。马克·吐温的名言“工作是必要之恶，能避则避”，可以说是对中国人工作态度的最贴切形容。过去，干体力活不被看重，而现在任何需要付出努力的工作都是如此。中国人大多期望用尽可能少的努力换取回报，或者最好是坐享其成。要不是生活所迫，许多中国人宁愿无所事事,也不会去工作。

不劳而获主义也鼓励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寻找各种捷径。大家普遍认为“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因为不够聪明找不到捷径。人们四处寻机，期望以最小的投资（资本和/或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回报。因此，中国人喜欢空手套白狼倒也不足为奇，喜欢赠品也难怪。

一般说来，中国人说的比做的多，喜欢谈论策略门道和解决方案，但却不一定付诸执行。因为《孙子兵法》中，最佳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策略已被应用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许多中国人把人生看作一场战役，而兵法谋略（包括《孙子兵法》在内）大都关注的正是如何以最少的资源和精力赢得最多；此外，在这场战役中，鼓励“兵不厌诈”，他们相信欺骗不仅可被接受，更是值得鼓励的。

正如在书中有一篇专门讨论“感动中国人物”的章节，在近几年评选中，有不少勤勤恳恳、爱岗敬业的人。他们的故事或许已令中国人“感动至深”，但在多数美国人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的。美国人敬重那些敢说“不好办的事我们马上办，办不到的事多花点时间也要办到”的人。然而在中国，人们就会困惑，为什么他们不去找些不用费力的变通办法呢。

9.犬儒主义(Cynicism)

犬儒主义并非中国社会的传统性格，但今天却颇为盛行。这是一个外来词汇，在中国常被定义为“愤世嫉俗”或是“玩世不恭”，无所谓高尚，无所谓卑贱；一边愤世嫉俗，一边玩世不恭；及全盘否定，又照单全收，难得糊涂。犬儒主义的奉行者，他们质疑政府，怀疑一切，对于未来也是消极悲观。据我们研究，同一般美国人相比普遍中国民众对自己的国家更为悲观。

犬儒主义的盛行的一大诱因，可能是这种不确定的社会状态。自1911年封建制度被推翻以来，中国人仍然未能就这个新的中国由何构成形成共识。1978年国门打开后，一系列的紧急改革，更是让民众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感到困惑和不安。

出于这种犬儒主义，中国往往更着眼于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因为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并无把握；他们也往往只在意身边的人和事。总体来讲，中国人对待生活，特别是对待未来，总是感到焦虑。再者，在一定程度上犬儒主义也带来了宿命论。中国人会尝试努力，争取成功，但是一旦碰壁受挫后，就会无奈地将失败归结为命运，这是命中注定的失败。他们会坚持认为是这个社会让他们的目标落空、无法朝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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