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为什么也要做品牌 - 对话深圳公益学院教授匡冀南

公关PR
姐夫李
202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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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阿里巴巴、腾讯捐款千亿支持共同富裕,公益突然热门的背后,是公益体系如何接盘。

公益机构设计怎样的产品,从简单“把钱花出去”,到“实现可持续可衡量的结果”,深圳公益学院教授匡冀南认为:做项目和做品牌,是认知和实践的升级。  

匡冀南曾经有很多重身份,广告文案、企业公关副总裁、电台主持人、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现在60后的他称自己真正开始知天命,开始专注在深圳公益学院的教学,在社会推广公益事业和公益品牌。

国内公益机构的人才多来自政府、社会工作者,部分创始人来自企业和媒体,匡冀南是为数不多的有丰富企业品牌和传播经验的公益专家。

他曾经服务全球著名的广告公司DDB、李奥贝纳,奥迪“突破科技、启迪未来”、麦当劳“美好时光、美味共享”等著名广告语,文案作者就是匡冀南。

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以跨国企业为背景的公益基金会——安利基金会并担任第一任秘书长,建立了公益品牌项目管理的“春苗模式”,数度获得中国慈善奖;在担任民企汉富控股副总裁期间,与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资助中小学机器人实验室的“少年硅谷”项目,获得一系列公益奖。

匡冀南2015年在美国罗格斯大学做访问学者,近距离观察和对比中美两国公益教育,将收获用于他在深圳公益学院讲授的公益项目管理、筹款和品牌管理课程。

如今他教过的学生已经有15届,其中不乏国内知名公益机构的秘书长,以及“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世界小姐”于文霞等公益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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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公益品牌,我向资深公益专家匡冀南请教。

姐夫李:你在深圳公益学院教了15期学员,第15期和第1期学员面临的问题,有什么根本变化吗?

匡冀南: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是我大声呼吁公益行业加快提升的原因,在过去5-8年里,公益机构和人才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姐夫李:具体有哪些问题?

匡冀南:第一是人才,薪酬和福利方面的原因,公益行业对最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还是不够;第二是适应中国公益体系结构的筹款机制、项目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第三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益理论体系、公益教育和培训体系。

姐夫李:你提到的我国公益体系,除了政府主导和民间机构的混合机制,还有哪些主要特点?

匡冀南:善款的来源是一个主要特色,我国公益体系中来自企业的捐款占到70%以上,个人捐款只占20%左右。这个比例在美国是反过来的,企业捐款只占6%左右。

姐夫李:所以你觉得我们的重点是做好企业的70%多,还是扩大个人捐款的20%多?

匡冀南:个人捐款应该加强,互联网给了我们更多便捷手段,腾讯99公益日就做得特别好。但企业是公益捐款的主要来源,包括企业家主导的企业捐款行为,这方面潜力非常大。当前公益机构在设计项目的时候,基本上考虑的是社会的需求,很少考虑企业的需求,这一点需要改变。

姐夫李:企业不也是从社会需求出发去找捐款项目吗?

匡冀南:听起来是这么回事,但是做起来有很多战略规划和细节问题。举个例子,你我都是做品牌和传播出身,你觉得哪一个品牌规划方案,广告战役的策略、文案和执行,是企业自己做的?是不是都是企业提出基本框架要求,广告公司、公关公司提案然后执行的?

姐夫李:按照品牌广告公关的话语体系,公益机构就是广告公司,就是乙方,虽然听着有点别扭,但我理解你的意思,公益机构要能提出符合企业需求,让他甘心痛快地捐款的理由和具体项目。

匡冀南:公益机构的人多数没有企业经历,或者受到法律和观念的影响,缺乏从企业需求出发的思维。公益组织多是拿着现成的社会需要的东西去找企业募捐。

姐夫李:能不能举个例子,公益机构怎么能考虑到企业需求,然后顺利筹到款?

匡冀南:五年前我在安利基金会,我们每年筹款能达到五六千万。你注意,我们是一个挂着企业名字的基金会,然后找其他企业去要钱。都是企业,人家第一个问题是,凭什么给你,做好事我干嘛不找“国”字头的公益机构?

姐夫李:把钱捐给安利,企业决策人在内部还会被质疑吧?

匡冀南:法律上当然没问题,我们是民政部批准的正式基金会,但是感觉上可能有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企业需求,比如我们找到一个运动服装企业,希望帮他们销售一个滞销的基础款T恤,方法是打上安利基金会的LOGO,在门店正常销售,销售收入完全归企业,企业为安利基金会捐款100万人民币。

姐夫李:从基金会角度,你就是完成了100万的筹款,但是这家企业除了为公益捐款做了好事,还有什么好处呢,那些印了LOGO的T恤砸手里怎么办?

匡冀南:安利有几十万的营销员,我们让安利中国的CEO穿上这件衣服,照片放在公司内网,全国的营销员会自觉冲到这个品牌的实体店去买,价格不比其他同类产品更高,自己穿上了有自豪感,还推广了公益,产品很快被买空。这是一个多赢的结局,公益筹款就要从企业需求出发。

姐夫李:一般企业遇到这类劝捐会说,“考虑考虑吧,请示请示吧”,怎么能让他们痛快地掏100万?

匡冀南: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不做,我就把这个方案给XXX(公司的竞品)。

姐夫李:公益和商业结合,又是一个很大也有些敏感的问题。记得三年前我们俩参加一个公益组织做的辩论赛,你被分到了公益和商业必须分开的一方,我被分到的一方支持公益和商业可以融为一体,忘了当时谁赢了。

匡冀南:任何跟管理相关的事情,都不可能依靠简单的善意,和决策的灵机一动。公益事业发展,筹款可持续,必须有管理思维、管理方法。企业的捐款要符合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

姐夫李:有战略指导的企业捐款,会考虑业务相关性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比如游戏企业会开发助老、科普、党建方面的公益游戏产品,与农产品生产销售有关的企业会参与贫困地区助农,但是还是有很多企业缺乏明确方向,做公益简单落在救灾、泛扶贫、大病等领域。

匡冀南:这点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比如美国的慈善捐款流向非常丰富,考古、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都有,我国的公益捐款也可以从救灾、大病、教育等几个大项做更多拓展,满足社会发展更多领域的需求。

姐夫李:美国个人募捐主导的公益体系,与我国企业主导的体系,能互相借鉴吗?

匡冀南:比较难,这也是我一直呼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益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原因。有一次我在深圳公益学院请来一个美国教授上筹款课,学员们在黑板上写下大家亟待解决的60多个关于筹款的问题,美国教授一脸茫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美国人对这些问题完全不了解不熟悉,我们必须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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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李:回到怎么从企业拿钱,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你觉得“爱心捐款”是不是还有一个对应的“非爱心捐款”,不是出于简单的同情关爱,而是面向更大社会目标,或者更小的带商业目标又有公益味道的捐款?

匡冀南:是的,爱心捐款不用特别的逻辑推理,发大水、地震、灾害,每个有良知的企业都会站出来;但是获得非爱心捐款,或者我们换个更好的名字,需要我们按照商业的逻辑去设计,让捐赠者看到回报。

姐夫李:“非爱心捐款”对企业决策者也是个难题,也怪不得公益机构拿到这部分钱不容易。

匡冀南:企业社会责任CSR负责人,不能靠爱心驱动,他要给企业一个理由,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解决企业的问题。

姐夫李:你觉得鸿星尔克为河南水灾捐5000万是爱心捐款还是非爱心捐款?

匡冀南:当然是爱心捐款,我不觉得这次行为有什么商业目标在里面,后来的效果也是出乎捐赠人意料的。

姐夫李:有人说5000万捐水灾,比5000万买一个赞助权合算。

匡冀南:爱心捐款不考虑回报,非爱心捐款虽然不能按照纯粹的商业标准衡量,但是也有相应的投入方式、回报衡量,与商业赞助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公益捐赠的回报我们现在研究得太少,能提出的成熟的方法论太少。

姐夫李:你觉得公益机构应该从那个方向努力?

匡冀南:理论上每一个公益机构都应该具备麦肯锡那样的能力。当然这只是一种方向性的愿望,不是具体的目标。

姐夫李:我觉得企业的社会责任CSR部门应该成为麦肯锡,但是这个部门在企业内部经常被边缘化。

匡冀南:企业CSR部门是特种兵,应该解决企业在商业体系内的资源瓶颈问题。

姐夫李:能举个例子吗,什么样的问题商业不能解决而要找公益解决?

匡冀南:当年某直销企业招营销人员难,做广告、线下宣讲会,效率都不高,这是一个瓶颈。后来他们跟政府机构的志愿者部合作,帮助组织全国范围的志愿者培训,分享公司在大规模基层人员管理和调配经验,公司志愿者和政府体系志愿者在各地一起探访老人院、支持教育,双方都得到提升,公司也招到了更多有积极正向价值观的营销员。这就是企业通过公益解决资源瓶颈。

姐夫李:你是品牌、广告、公关出身的公益专家,你觉得公益可以从你以前的从业经验中有哪些借鉴?

匡冀南:中国需要更强的公益机构,也需要更强的公益品牌。

姐夫李:我们知道企业品牌、产品品牌、雇主品牌。在公益领域,我们也有不少优秀的机构品牌和优秀的公益产品品牌。

匡冀南:跟商业品牌相比还是太少,人家经常评什么百强品牌,公益品牌你能说出10个吗?

姐夫李:希望工程、母亲水窖、鸡蛋暴走,这些都算吧。商业品牌和公益品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匡冀南:公益品牌更容易找到与受众的共鸣点,更明确的共同体。人们对商业品牌的需求可能是设计、价格、耐用、服务等等,对公益品牌的需求首先是情感,从情感再上升到价值观。公益品牌能更迅速接近品牌的本质。

姐夫李:公益品牌的推广与商业品牌有什么不同?

匡冀南:公益品牌必须靠项目本身发出的能量,简单说,你不敢花钱给“春苗厨房”做宣传片,也不能做投放。除了非常必要基本的开支,公益品牌推广不能成为一个花钱的事。

姐夫李:很想去深圳公益学院听你的公益品牌课,这方面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都很缺乏。

匡冀南:现在学院只有我一个人讲品牌课,力量不够,也希望更多的从事公益和品牌的一线人员共同努力,建立更多优秀的公益品牌,包括公益机构品牌和公益产品品牌,推动总体公益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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