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旧社会的流氓，首先想到旧上海的“三大亨”——黄、杜、张。

但在那个时期，北方还有个比黄金荣杜月笙更凶恶、更没底线的人渣大流氓，那就是天津的袁文会。

流氓们的生意逻辑都很简单，上头有人罩，手底下有混混亡命徒，主业赌场、烟土、夜总会，副业走私、洗钱、保护费，高端点的倒腾几票军火。

但袁文会却有个小小不一样，这孙子爱看戏听相声。

光听光看不过瘾，他要自己搞。袁文会当然不会说相声，更不会唱戏。但自己不会不要紧，天津是曲艺窝子，高手有的是。于是，袁大手一挥，就把持住了庆云戏院，还组建了个兄弟曲艺团，意思是把这些艺人当兄弟，“让天下没有难说的相声”。

我们熟悉的相声泰斗马三立，相声名家赵佩茹，唱大鼓的骆玉笙，说评书的陈士和，还有很多我们现在都叫不出名字，当初极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都成了袁文会的“兄弟”。当然，最红的还是才二十来岁的“小蘑菇”常宝堃。

小蘑菇年轻，会来事，关键是本事还大，相声天才，十五岁就名震京津两地了。小蘑菇能耐有多大呢？

2005年前后，郭德纲的创作、表演，包括体力、情绪都在巅峰的时候。一些说相声的老先生看到后欣喜若狂，大加赞誉，说郭德纲是“小蘑菇在世”。

这是迄今为止，老郭得到的最高褒奖。

所以，那时候的小蘑菇，也顺理成章的被袁文会推上了兄弟曲艺团团长的位置，是不是非常有福报？

有这么多名家，再加上天津这么好的曲艺群众基础。兄弟团和庆云戏院，自然是不愁卖票，岂止是不愁，简直就是门庭若市，踏破门槛。

生意这么好，我们这些名家应该福报不菲吧？

对，没错，这些老艺人们的“福报”就是挨揍。

一句话不称心，上去就是一巴掌。贵为兄弟团副团长的赵佩茹，问了句“什么时候发包银”，立即就赏了一个耳光。

这种福报是当场报，算运气好的。

单弦艺人王剑云，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问了句“三爷，嘛日子关钱呀？大伙快揭不开锅了。”晚上就挨了一通毒打，没几天连气带病就死了。

戴少甫，也是张寿臣徒弟，小蘑菇师兄弟，当时跟常宝堃、侯宝林齐名的相声名家，得罪了袁文会，几经迫害，也死了。据说死后，连丧事都办不起，侯宝林演出时候跪在台上痛哭，求观众给捐钱，筹点丧葬费。

艺人们这么惨，是不是可以不进兄弟剧团，不去庆云演出呢？

可以，但下场只会更惨。当时的艺人都是“自愿”加入兄弟剧团的。

因为袁文会真正做的不是曲艺，而是一个平台，并且是垄断性平台。从流量明星到剧场，从管理到客源，全部掌握在手里，那些多年后被奉为“大师”、“泰斗”的艺术家，只不过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供应商。

如果你不去，你连表演的机会都没有。

在饿死和被打死之间做选择，我们通常还是选择被打死。挨打虽然多，毕竟打到死还是小概率事件。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袁文会的这种做法，在七十年后大行其道，被无数资本和创业者追捧，而且换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名头，叫做“平台化商业模式”，与之伴随的还有一个充满着“雷锋精神”的概念，叫做“赋能”。

互联网发展的近二十年来，全球最好的无疑是两个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是我们。

如果对比下我们跟美帝的互联网企业，会发现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江湖门派。

中国的互联网大佬们，喜欢做连接，做横向整合，从交易、支付、金融、社交、娱乐、出行，到餐饮、医疗、媒体、中介，几乎囊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套路基本都是：免费、砸钱做规模、形成垄断（“垄断”太敏感，他们自称“头部”）、上市、收割、下一个。

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喜欢做技术，做纵向探索，比尔盖茨、乔布斯、小扎、马斯克、贝索斯，人人身上都有鲜明的创新标签。他们标志性产品是芯片、操作系统、大数据、云计算、无人驾驶，他们更像华为，但华为在我们这里反倒是另类。

向往“星辰大海”和关注“老百姓的几颗白菜”，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

但有这么五个重要结论，是我们非常应该记住的。

1、 平台型商业模式是特殊市场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的红利期，早已经过去。

2、 那种希望把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各个方面攒到一起，自己不干活光抽成，甚至还要收“保护费”的“商业模式”，是一种流氓思维，而且是愚蠢的流氓。

3、 平台属于社会基础设施，天然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不可能成为商业模式的主流。

4、 平台也有好平台和坏平台，判断的标准很简单，让你产生依赖，掌握主动权和流量分发的就是坏平台。让你自己发展，能够积淀自己的品牌资产和影响力，他们只提供基础服务的就是好平台。

有必要多说道说道。

平台这玩意儿是个老物件，比人类文明史还久远。人是社会动物，不管个人，还是一群人、或者一个组织，想发挥才能，创造价值，或者想干其它想干的事，哪怕是抢银行搞电信诈骗，都需要一个舞台和服务体系，这就叫平台。

商业平台，当然就是指能够在上面从事商业活动的平台。

有人类就有平台，有商业就有商业平台，这是商业存在的必要条件。

农业文明时，商业活动很少，集市就是最主要的平台。工业文明后，商业平台就逐渐增多，有各种类型的平台，还诞生了专业服务人员。而信息文明，平台就变得更加多样。

最形象的比喻是，实体企业是演员，平台企业是舞台。演员和舞台谁更重要？当然是演员重要。尤其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天津解放后，军管会整治曲艺界，干了一件重要的事，出了两条最重要的规定。

重要的事是枪毙袁文会。

第一条重要规定是，艺人收入全部归艺人所有，第二条规定是剧社收入，剧团跟艺人三七分账。以前是剧社抽演员的佣，现在反过来了，演员开始抽剧社的佣，这才是人民当家作主。

不光天津，全国各地都做了类似整治，一时之间，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演员创作得到空前释放，中国传统曲艺，在五十年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至今无法超越。

也不光是曲艺界，工商界也是，典型的就是公私合营，收入归劳动者所有，这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五十年代的经济大发展，这个经济体制改造是基础。

但有些时候，平台的作用性比演员要大，不但大还大得多。那就是旧平台被淘汰，新平台在建立的时候。

老舞台不合适唱戏了，不能适应市场发展了，必须有新舞台出现，新服务出现。这个阶段平台的作用就远大于实体企业。

如今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大佬，都是在互联网技术改造商业平台的红利期发展起来的，他们建立新的商业平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老师虽然现在被喷，但不可抹杀他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

如今，互联网商业平台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建设完毕，跑马圈地完成，剩下的小修小补没有多少红利可言，现在动不动还“平台思维”，自然就落伍了。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一个好的平台，天然带有社会性和公益性，除非早就有了规模优势，否则没啥钱可赚。

平台的很多用户数据，严格讲是个人隐私，属于社会公共资源。这就决定了，大平台的公共属性。

一个真正的好平台很难赚钱，我们生活的社会，最大的平台其实是“政府”，如果政府权力不被约束，想要挣钱实在太容易了。

但实际状况是，好的政府不能“与民争利”，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年年都是财政赤字。

我们知道，谷歌以前的价值观是“不作恶”。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这么直白的理念，怎么还被世界领袖级公司奉为金科玉律，难道“不作恶”很难吗，需要时时警惕？“不作恶”难道不该是底线吗，值得大说特说？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对于一个掌握海量数据的大型平台公司来说，“不作恶”真的很难。因为“作恶挣钱”太容易了，诱惑太大了。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话在商业领域照样适用。

既然，好平台不挣钱，那做个“坏平台”是不是很香呢？

那还是省省吧，想当袁文会也是需要资本的，好吃懒做连小混混都当不成。做贼不光吃肉，还要挨打，背后还要有能耐。

没能耐只能挨打，吃不上肉。

先看看互联网平台大佬吧，从去年开始，反互联网平台垄断的风暴来临，阿里的182亿天价罚单不久后，美团又被立案，可能又会是几十亿的小目标。不少平台瑟瑟发抖，最近都收敛了很多。

可能不少人奇怪，为啥阿里美团被罚，很多平台受警告，而规模不次于阿里的腾讯为啥过得平平安安。

因为，相对于大部分平台来说，腾讯是家“好平台”。

小马哥关于“平台赋能”有过一个谈话，很好的解释了什么叫“好平台和坏平台”。

他说自己的平台是“去中心化的”，平台上的经营者做了什么最后都是自己的。一旦你的业绩、利润、效率、流量，都被平台掌控，那你只有被盘剥的份，这样的平台就是坏平台。

正是这样的理念，让腾讯暂时在反垄断风暴中独善其身。

上面说的是大佬们的事，对于一般企业来说都太遥远。产生这类大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党媒说得好，“只有时代的马云，没有马云的时代”。

我们就是一个做几个亿、几千万的小企业，或者因为机缘拿了个几千万的投资，却一门心思想着，整合上下游，整合服务系统，整合金融，整合政府关系，整合流量，把大家放在一个池子里，产生无数生意机会，自己坐地分佣。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然而事实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创业者有，传统企业也很多。他们幻想着，把自己能够想象到的资源都收入到掌控中，唯自己马首是瞻，平台上的经营者一边山呼万岁，一边毕恭毕敬奉上保护费。

很少有人会想：自己到底可以给那些平台上的经营者带来什么，给平台上的消费者带来什么，自己除了拉拉皮条还能干什么，别人凭什么到你这里来，自己凭什么让别人产生依赖度，这个事为啥只有我能干，别人做不到。

醒醒吧，大清早就亡了，袁文会也早就被枪毙了。

德云社有段子调侃到，“德云社里流氓多，流氓头子他姓郭。”我们普通人的流氓程度，离袁文会至少还差了十个德云社。